佛教于南北朝时兴盛一时，唐代诗人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喟。中原佛教之盛影响到阴山地区。曾定都阴山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鲜卑民族主动拥抱中原文化，积极推广佛教，兴佛事、建佛寺、造佛塔。古怀朔镇寺庙遗址说明佛教在阴山地区的盛行，也说明阴山地区的鲜卑族在萨满教之外，开始逐步接受佛教。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北朝寺庙遗址中，发现一件北魏浮雕菩萨造型的瓦当，菩萨面庞圆润、高鼻深目、两耳垂肩，具有早期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此外，在包头发现的西夏佛教寺庙遗址面积之大，以及发掘出的遗物之丰富，充分说明西夏时阴山地区佛教的兴盛。

蒙古族对不同宗教兼收并蓄。成吉思汗既接受道士丘处机“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的进言，又曾用蒙古包形制为汉族史学家司马迁立祠祭祀——以自身文化中最看重的方式，建立蒙古包型的祠祀，表达敬重。元代虽有倡导藏传佛教的倾向，但还能秉承成吉思汗“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的胸怀与策略。阴山达茂元代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反映出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多种宗教并存的盛况，凸显多元并包的理念，是开放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是多民族不同信仰的相互理解与共存。

明时，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渐成风气。藏传佛教进入阴山后，也吸收萨满教的因素，如祭火、祭天、祭敖包、成吉思汗崇拜等内容。《绥远通志稿》记载，“每当大祀鄂博（敖包）之期，喇嘛先期提法器，诵经卷……蒙古长官辄率民众跪伏鄂博前，听喇嘛念经，合词祈祷，久而后已。”这是蒙藏文化相融的结果。阴山地区的大寺院仿照西藏寺庙设立学部，学习佛教经典、哲学及医学、天文、历法、占卜等，蒙藏文化进一步交融，出现一批兼通蒙藏文化的学者，翻译藏文经典。

清朝认为“建一庙胜养十万兵”，对藏传佛教僧侣从政治上优待，经济上赏赐，思想上拉拢，情感上接近。于是，阴山地区寺庙林立。据《内蒙古喇嘛教史》的统计，在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就有寺庙1800余座。鄂尔多斯的很多村落以召庙命名，如展旦召、塔尔召、改改召等。呼和浩特甚至被称作“召城”，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

林立的寺庙传递着藏传佛教文化。阴山地区的召庙牌匾多用蒙古、汉、满、藏4种文字书写，无言地诉说着该地多民族宗教信仰共存交融的历史。

清时，走西口的移民大规模进入阴山地区。《绥远通志稿》记载：“凡经属近诸旗地，已蔚为农牧并管、蒙汉共居之乡。”蒙汉杂居缩短了双方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使双方了解加深，互动频繁。移民是传播文化的载体，随着移民的涌入，汉传佛教及汉族民间信仰亦纷至沓来。吕祖庙、观音庙在阴山地区香火日盛，龙王、土地、财神、关帝等信仰也来到阴山地区，逐渐成为人们共同崇奉的对象。

蒙汉宗教信仰渐走渐近，民间甚至互拜对方的神祇。杭锦旗的汉人筑起保德敖包，清水河县的汉族与蒙古民众一道祭祀敖包。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蒙古人的祭火日，也是道教中的祭灶日，鄂尔多斯农区的一些蒙古人就改祭火为祭灶。当地蒙古族还修建龙王庙、关帝庙。土默特旗城南有关帝庙，住持亦为蒙古人，说明当地崇奉关帝已成风气。土默特还建有官方关帝庙，由官员准备祭品，每年举行3次官祭。阴山土默特地区的蒙古人也像山西、陕西的人们一样酬神演剧，举行春祈秋报的祭祀仪式。其中，春季唱戏在奶奶庙、关帝庙或者龙王庙举行，唱的是平安戏；秋季酬神戏在龙王庙举行，唱的是谢茬戏。

共同的信仰文化构筑民族融合的心理基础。跳查玛本为藏传佛教信众的宗教活动，但在阴山地区，变成蒙汉同欢的盛会。《绥远通志稿》记载，阴山郡王旗“每年于十月初八日，在与东胜县交界处之桃黎庙，举行庙祭，汉人演剧，喇嘛跳神，娱乐而外，并为皮、毛、盐、碱、布、茶、牲畜之市集”。由宗教共融及于经济通商，推动民族联系的加强。清代民俗宗教信仰呈多元发展趋势，土默特地区已形成蒙汉相互融合的新特点。

不同的文化汇聚于阴山地区，使这一地区的宗教建筑也彰显出多种文化交织的特征。这里既有佛道不分的吕祖庙，又有风格鲜明的清真寺，还有融蒙藏汉文化于一体的藏传佛教寺庙。

位于包头市的吕祖庙山门两旁砖刻对联：“三空妙谛惟求养性修直，一片婆心但愿普渡众生。”山门背面砖刻对联则为：“仙莱客闲佩青蛇蓬瀛一带横秋色，儒世师笑骑黄鹤岳阳几度醉春风”。庙内既供奉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等，也供奉吕洞宾及各路神仙，同时还悬挂招财进宝、魁星高照等牌匾，佛道之风扑面而来。

阴山地区最早也是最大的清真寺——清真大寺位于穆斯林聚居较早的呼和浩特旧城北门外，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该寺以四合院建筑布局，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为一体。出檐式的山门衬之以“国泰”“民安”两短匾。主体建筑圣殿是传统的砖木结构，表明中原人民情有独钟的木构架传入阴山后同样得到人们的喜爱。殿内以12根红漆大柱立撑，上刻《古兰经》，殿内壁上亦有经文装饰，其中“正心”“诚意”“修身”“明心”等体现儒家文化内容的楷书遒劲有力。

阿勒坦汗主政阴山之时，清醒地认识到蒙古族的发展离不开汉族，于是他不仅多次遣使求和，并且善待来投奔的汉人，重用其中的才俊之士。此举吸引着汉人纷纷来投。16世纪末，丰州滩（即土默川）一带的汉人有10万之众。蒙古人也仰慕中原文化，希望草原上矗立类似中原的建筑。阿勒坦汗就曾“遣使至堡索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既然使用汉族木工、画工、铁工，建筑风格就必然带有汉文化的色彩。

城寺合一的美岱召是集汉蒙藏式建筑为一体的典型代表。美岱召城的角楼是歇山顶重檐，这是汉式建筑最常见的传统屋顶形式。其琉璃殿西侧万佛殿内的神像既有藏传佛教的，亦有儒、道的痕迹。阿勒坦汗曾向明“乞佛像、经文、蟒缎等物，所盖城寺乞赐城名”。诸神同居一室、其乐融融，本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美岱召大雄宝殿上的宝顶与汉式寺庙一样，也是由莲花座、宝珠组成。殿内金柱矗立，并以沥粉贴金绘制五爪盘龙装饰，汉式传统建筑风格一目了然。而佛殿经堂外墙则是鲜明的藏式白墙，上横赭红色边玛墙，其间饰有青砖拼嵌而成的藏式纹饰。经堂只用来念经而不礼佛，这与汉传佛教不同。

美岱召八角庙内壁画为藏传佛教的佛、菩萨等像，但八角庙又俗称“老君庙”，意为此庙供奉太上老君，佛、道融于一处。

美岱召乃琼庙为藏式二层小楼，墙面开有藏式窗，有防雨的筒瓦出檐，房顶正中塑有双鹿跪法轮标识。瓦当为中原文化建筑材料，反映的是中原的文化信息，但用在蒙古人建造的藏传佛教寺庙中，不露声色地将汉蒙藏三种文化巧妙地展现出来。此外，安放阿勒坦汗骨灰的宝丰塔的圆形顶完全仿照蒙古包而建。

美岱召太后庙是二层歇山式重檐的明代建筑，殿内展出的物品却为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情的蒙古刀、鞋靴及蒙古族妇女喜爱的饰品。而壁画内容则为汉族儿童正在进行蒙古式摔跤，布袋和尚与汉族、蒙古族儿童嬉戏玩耍。大殿壁画以写实的手法表现阿勒坦汗家族礼佛场景，画中人物的服饰、发型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

（作者单位：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